(第7辑)跟着东坡游广东(第8辑)

思想南移

苏轼家世好佛，自幼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对眉山治平寺（今东坡区龙合寺）、成都大慈寺、乐山凌云寺等寺庙非常熟悉，至今乐山大佛寺（即凌云寺）还保留有东坡读书楼。家庭文化的教育，使他养成了乐善、好施的品格。苏洵、苏轼、苏辙施舍给寺庙大量的珍贵木雕、绘画、书法等物品，在当时就是孤品，每件都是价值连城。这种施舍，就是在苏轼生活最困难的黄州、惠州时期，都没有停止。

他到黄州初期，住在定慧寺里，和寺庙的和尚们相处融洽，时常参加佛事活动。苏家传统，凡是家里有亲人仆人亡故，苏轼必斋戒修心，超度亡灵，对佛学十分虔诚。后来他在黄州城外荒地种田，干脆自号“东坡居士”——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人。

乐山大佛凌云山栈道

中国古代也曾是世界新思想极大的创新者，这从远古遗迹、遗物、传说可看出来，从远古发明并使用至今、充满哲理的象形文字也可以证明。那时的三皇五帝，个个都是思想家、发明家。正是先贤们不断靠新思想、新技术引领，我们民族才有生命力。

到了夏商周时期，国家思想也是比较宽容、自由的，从国君和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和铭文记载，都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到了春秋、战国，居然产生了诸子“百家”。“百家”也许没有，但是数十家是有名有姓、有经有典的，这远比古代西方希腊罗马时期辉煌得多。单是儒、法、道、墨四家，其学说就统治了中国两千年。

可是从秦汉开始，中国几乎断崖式陷入了本土文化创新的真空期：国家在尊崇儒家的前提下，打压其他学说，将思想创新定义为“离经叛道”。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干的都是歌功颂德、注解经书，不少研究还没开始，往往就被查禁、杀头，甚至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苏轼也不过在诗词文章、朝廷公文中讲了大实话，结果屡次被迫害。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其实都是政敌借口文字狱，对自己的迫害。而这种迫害，朝廷做得是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没人想到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压抑新思想、新技术的恶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得不依靠外来思想充实自己，佛教是其一，基督教也是其一，西方哲学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等，都不是中国人创立的。

这是世界上，我们这个最聪明民族的大悲剧。

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苏轼南迁惠州，半年的旅途活动，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拜谒沿途的寺庙。而从中原到广东，是中国佛教禅宗主要的流传区域。

佛教是“东汉”时期从印度、尼泊尔等地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最早僧侣自然全是外国人。这些僧侣流落四方，孤苦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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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金山寺

达摩又称达磨，意为“觉法”，本名“菩提达摩”，是南天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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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无论是小乘，还是禅宗，发展得好的寺庙，都要比照中国的建筑风格，修建大殿、罗汉堂、天王殿、藏经楼、佛塔、斋堂、放生池等。但是庙里的菩萨、金刚、罗汉都是面目奇怪的外国人。经文也是梵文注音，只有极少数高僧才通晓梵文。一般僧侣也只能人跟着师傅死记硬背，跟着音律在大殿上混念。寺庙普遍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局面：

中国殿堂供外国菩萨，中国和尚念外国经文。

如何让中国人更好学习、信奉佛教，是高僧们思索的一件大事。其中有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一是佛经的残缺和不解。因此先后有不少人四处寻找真经，甚至远涉天竺，唐僧玄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二是佛教经义的注释和中国化发展停顿。这两个问题都很不利于佛教的进一步传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南派禅宗。让人意外的是，它没有发生在当时佛教更发达的中原、江浙、四川，而是首先出现在了广东，创始人就是禅宗六祖惠能。

惠能是唐代贬谪广东新州（治所在今广东省肇庆市新兴县）官员卢行瑫之子，他得道后回岭南，融合中国道教、儒教思想和社会、民俗，开创禅宗新学说，在韶州、广州、新州等地传法，形成了佛教南宗，在江南、海外影响很大。

宋代南宗已经在江南各地和海外广泛流传，苏轼时常研究佛教，对禅宗“一花五叶”的发展格局十分熟悉。他到庐山东林寺、镇江金山寺、西湖灵隐寺等游览，必定要和僧侣们研究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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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还受张方平之托，亲笔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委托佛印刻碑、拓印，传播四方。苏轼在寺庙里的至交好友很多，如一生追随他的诗僧参寥子，关心他惠州生活的南华寺主持重辨等等。据记载，苏轼抄写、传诵、刻制过十多部佛经，还利用佛医为杭州设立医院。他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囿于当时对思想的极端禁锢，苏轼等人没有取得古代哲学思想的突破。连宋代发达的科技成就，也很快被新法的经济垄断和思想管控扼杀。

苏轼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贡献，在儒学上有《易传》等专著，还融汇儒、释、道三教，还被儒家、佛家和道家同时尊崇为伟人。在中国能够得到三教尊崇的地位，苏轼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在苏轼之后840年，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

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同，基督教是有组织进入中国的，也曾得到朝廷一定的支持。在中国流行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以通商口岸为基地，向各地渗透，中国人信徒多是一知半解。甚至连教徒都不是的洪秀全，居然在落榜之后胡编乱造《原道救世歌》，创立“拜上帝教”——也不敢称自己是基督教，但是他敢宣称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等于是“中国的上帝”。

太平天国玉玺（国家博物馆藏）

玺文中"天王洪日"指洪秀全;"天兄基督"指耶稣;"真王贵福"指幼天王;"八位万岁"指"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即上帝、耶稣、洪秀全、幼天王、洪秀全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

就是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思想，却在中国赢得了贫苦人群的响应，人们甚至不惜流血、杀头参加暴动，以图建立洪秀全描绘的“天国”——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从后来历史发展证明，这个天国，其实只是洪秀全一个人的，连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东王、西王等人，都仍然是其奴才。更不要说被编管、剥夺一切的民众、士兵。

三民主义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新思想出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其实是学习西方的政治，从哲学上讲，理论高度没有超过孟子的“民贵君轻”，民族、民权和民生似乎是恩赐，并没有强力的保障。

从秦到唐，在中国人思想被禁锢了近千年后，自从苏轼、张九龄等人贬居岭南，使得广东在唐宋以后迅速发展，成了中国新思想的诞生之地。而全国的其他地方，基本上成了思想的荒漠。在佛教发展上，岭南终于诞生禅宗顿教思想。又在近代短暂的时间里，产生“天国”思想和三民主义。

在地域上，从六祖讲法的广州、韶关和新州，到苏轼贬官的惠州，到洪秀全老家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到孙中山老家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均密集分布在广州200公里半径内。

这都是苏轼当年足迹所到之处。在远离朝廷的这个狭小空间，产生这样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现象，引人深思。

注：

慧可(487—593)又名僧可，俗姓姬，名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人，师从达摩，汉传佛教禅宗的二祖。慧可在北方受到迫害，因此南迁安徽岳西司空山，今为二祖寺。僧璨的三祖寺在安徽天柱山南凤形山。道信的四祖寺在黄梅县西双峰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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