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能成功为何王安石的变法却失败呢
商鞅变法能成功，为何王安石的变法却失败呢？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英雄豪杰辈出，变法改革从主张到实施应该说不下数百次。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次：1.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2.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3.明朝万历年的张居正改革。这三次变法为何唯独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中国古代三代改革家：秦国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以及明朝的张居正。他们主导的改革，我们现在分别称之为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万历新政。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卫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张居正改革，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强势崛起，统一中国;明朝的万历新政不仅缓解了明末的阶级矛盾、财政压力，还直接支撑了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唯独只有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导的改革，几乎不能让人直观的看到积极成果，反而看到的却是变法数十年之后北宋的灭亡。为何三大改革，只有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一，王安石变法时期所处的时代背景更为复杂。
宏观上以时间为坐标轴，商鞅变法刚好是中国封建社会之前的阶段，百家争鸣时期。秦国在变法前是“六国卑秦、不与之盟”，被夺取河西之后的秦国更是毡板上的鱼肉，任人欺凌。可以说此时的秦国上下都迫切需要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来摆脱弱国的地位和形象，同时身处百家争鸣开放时期的君主和民众更有包容性，因此，商鞅变法的阻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张居正主导万历年间的改革，是明末的回光返照。明朝从洪武元年建国到万历皇帝登基，期间已历经200年之久。两百年之后的明朝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明朝俨然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垂暮老朽，再不施以猛药，王朝立刻就会崩塌。一个王朝末年之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所有人在当时都看得到，所以说万历新政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时所需的。
而反观王安石所处的北宋时期，那就复杂了，复杂的不是国际形势和内部矛盾，复杂的是人心。北宋上承战乱的五代十国，再历经真宗的澶渊之盟、仁宗的安分守成之后，到宋神宗时期国内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经济发展都比较安定了。国外的西夏、辽国也安分了数十年之久，三者基本上是处于和平鼎立之时。面对这个实际上隐患丛生、但表面上看起来的还算稳定的社会，北宋上下人心不一。少许人看到的是隐患，所以他们大呼要变法，大部分人看到的是表明的繁荣和稳定，他们要求要守祖宗之法，维持好现在“繁华稳定”的局面。北宋局势的欺骗性和上下人心的不一，让变法的阻力异常的大。
二，王安石的变法派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实现高度集权的改革组织。
商鞅变法上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有老秦人的坚决拥护。以商鞅和秦孝公为核心的变法派在朝中几无对手，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组织。万历年间主导改革的张居正更别提了，执掌大权的李太后对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
唯独只有王安石的变法组织，虽然说有宋神宗的力撑，但是终究压不倒反对者的声音。宋神宗虽是九五之尊，但是背后却有高太后的严重掣肘而不能定于一尊。王安石虽然高居宰辅，却没有抗衡地方保守主义的有效权利，导致很多变法政策出不了开封府。
三，北宋的政治氛围使得反对派声音经久不息、延绵不绝。
别说和秦、明二朝相比，就拿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王朝和宋朝相比，宋朝在政治清明上都堪居首位。秦商鞅变法时期，皇亲国戚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明万历新政时期就反对派也算是心狠手辣。只有宋神宗时期就只能贬官，甚至无奈屈从于言官的谏言不得不重新重用顽固派。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人们，认为封建官场上就要熟练运用厚黑学。对于对手，要赶尽杀绝，不留一丝余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那么无耻，司马光就是个例外。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都有很高的人文修养。听闻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只是说了一句：“不可毁之太过。”可以说他是有所收敛的。他深知，改革也好，保守也好，大家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只不过是执政理念不同罢了，没有必要进行肉体毁灭。而王安石变法期间，对于反对派，也没有处死。
虽然王安石最后没有得到清算，但是变法却是他一生的心血，当听说新法全部被废之后，他郁郁而终。无论改革者最后的结果如何，他们那种富国强兵、不畏艰难的精神，都值得后人学习!